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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與前代相比,宋元時期的中外交通有了很大的發(fā)展。宋代由于航海技術的進步,南方的海上貿易頻繁,海路交通發(fā)達,元朝建立以后,陸路和海路交通的范圍進一步擴大,開創(chuàng)了中外交通的新局面。2、古代著名的陸上絲綢之路,在宋元
與朱元璋的想法和目標違背,于是朱元璋成立明朝之后就禁止除了政府之外的其他一切個人的海上貿易,海運也因此受到了影響。另外,海運也會影響政府的白銀收入,使國家大量的白銀流入富商。元朝發(fā)達的海運雖然也會造成一些困擾,但是
【答案】:元朝的海運,一種是沿海之間的運輸貿易,主要是從南方調入糧食;一種是對海外的運輸貿易,廣州是對外貿易最重要的港口,和東南亞、曰本、高麗的商業(yè)交往很密切。漕運主要是大運河促進商貿的發(fā)展。元朝政府開鑿了汶水
元朝航海技術的提高,還表現(xiàn)在對海岸天象與規(guī)律的認識與掌握,以保證海船航行的安全與穩(wěn)定。元朝海上交通,已能熟悉地掌握與利用季風規(guī)律。元朝航海家在長期的海上交通實踐中,總結經(jīng)驗,編成有關潮汛、風信、氣象的口訣。而有
同時,海運的開通和發(fā)展,加強了元代南北物資和文化的交流,促進了元代造船技術的提高和外貿事業(yè)的發(fā)展,沿海城鎮(zhèn)也由此而繁榮,對元代的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都產(chǎn)生過積極的作用。
影響:促進中外經(jīng)濟、文化和科技的交流進一步發(fā)展起來。
海運比陸運和內河航運要省費得多,不僅“民無挽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而且便于在政治上控御東南。參考資料:百度
元朝的海運的影響
建立四通八達的水陸交通網(wǎng)建立四通八達的水陸交通網(wǎng),改進手工業(yè)工藝改進手工業(yè)工藝,在全國推廣紙幣在全國推廣紙幣,色目人為元代經(jīng)濟發(fā)展作出了重要的色目人為元代經(jīng)濟發(fā)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在生產(chǎn)發(fā)展的基礎上,物資交流頻繁,從而促進了商業(yè)城市的發(fā)展。元朝時臨安仍改名杭州,其繁榮并不因南宋覆滅而衰退多少。由于北方人紛紛南遷,城廂內外人口更加稠密,商業(yè)繁榮。杭州是江浙行省的省會,地位重要,水陸交通便利,
幣的發(fā)行使用便利了商業(yè)活動的進行,促進了商業(yè)的繁榮。第四,兩宋時水陸交通便利,特別是海上絲綢之路暢通,有利于對外貿易的發(fā)展。 5、元代商業(yè)的繼續(xù)繁榮元代實現(xiàn)了國家的空前統(tǒng)一,為經(jīng)濟的進一步發(fā)展奠定了基礎;重新疏浚了大運河,疏浚后的
4.交通:水陸交通的便利有利于對外貿易的發(fā)展。5.金融:貨幣、金融機構的出現(xiàn)促進了商業(yè)的繁榮。二、中國古代商業(yè)1、春秋戰(zhàn)國時期:春秋戰(zhàn)國時期由官府控制商業(yè)的局面被打破、出現(xiàn)許多商品市場和商人。2、秦漢以來商業(yè)艱難發(fā)展
有利于商品交換的發(fā)展;反之,國家四分五裂,戰(zhàn)亂不止,就會嚴重影響商品交換的進行.③交通條件.比如,秦朝修筑馳道、隋朝開通大運河和元朝疏浚大運河,這都有利于國內貿易的發(fā)展.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暢通,也有利于對外
元朝時期大力興建的水陸交通,對當時的商業(yè)起到了發(fā)展作用
綜上所述,漢代與元代的對外交流路線差異顯著。漢代以陸上絲綢之路為主,而元代則依托海洋交通,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進行對外貿易。這一轉變反映了中國在對外貿易和交流方式上的變遷,也體現(xiàn)了時代的發(fā)展。
宋元:對外交往進入頻繁時期,海外貿易發(fā)達。對外交往東達朝鮮、日本,西至阿拉伯半島和非洲東海岸一些國家,南宋的外貿所得,在財政收入中占重要地位。元朝時大都是聞名世界的商業(yè)大都市。意大利人馬可•波羅來華居住十多
元朝時期,隨著貿易的發(fā)展,商人需要大量貨幣來完成交易,為此元朝建立了一套貨幣制度。元朝發(fā)行了紙幣,并在全國范圍內推廣使用。此外,元朝還鑄造了大量的銅錢,流通于市面上,因此元朝被譽為“錢幣王國”。發(fā)行
【答案】:元朝的海運,一種是沿海之間的運輸貿易,主要是從南方調入糧食;一種是對海外的運輸貿易,廣州是對外貿易最重要的港口,和東南亞、曰本、高麗的商業(yè)交往很密切。漕運主要是大運河促進商貿的發(fā)展。元朝政府開鑿了汶水
首先,主要原因是蒙古帝國分裂后,中亞地區(qū)出現(xiàn)了四大汗國,元代又大力修筑驛站和急遞鋪,為元代的路上貿易和對外聯(lián)系提供了方便.其次,宋朝中后期,航海技術迅速發(fā)展,以及唐朝時已開辟的海上貿易路線,為元代海上貿易提供了方便.
元代海外貿易的興旺,是以東南沿海及長江中下游地區(qū)發(fā)達的手工業(yè)和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為依憑的;同時它又有力地促進了這些地區(qū)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展。元代頻繁的中外交往和發(fā)達的海外貿易,大大加強了中國人民與世界各國人民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來
元朝海上交通和對外貿易較前代都有很大的發(fā)展。元襲南宋舊制,設市舶提舉司管理海外貿易。至元十四年(1277)曾設泉州、慶元、上海、墩浦等口岸,并在這些口岸設立市舶司。此外,元朝還開辟了從長江口到日本、高麗等地的航
元朝的海外貿易與對外交通是怎樣發(fā)展的?
元朝時期,隨著貿易的發(fā)展,商人需要大量貨幣來完成交易,為此元朝建立了一套貨幣制度。元朝發(fā)行了紙幣,并在全國范圍內推廣使用。此外,元朝還鑄造了大量的銅錢,流通于市面上,因此元朝被譽為“錢幣王國”。發(fā)行
【答案】:元朝的海運,一種是沿海之間的運輸貿易,主要是從南方調入糧食;一種是對海外的運輸貿易,廣州是對外貿易最重要的港口,和東南亞、曰本、高麗的商業(yè)交往很密切。漕運主要是大運河促進商貿的發(fā)展。元朝政府開鑿了汶水
首先,主要原因是蒙古帝國分裂后,中亞地區(qū)出現(xiàn)了四大汗國,元代又大力修筑驛站和急遞鋪,為元代的路上貿易和對外聯(lián)系提供了方便.其次,宋朝中后期,航海技術迅速發(fā)展,以及唐朝時已開辟的海上貿易路線,為元代海上貿易提供了方便.
元代海外貿易的興旺,是以東南沿海及長江中下游地區(qū)發(fā)達的手工業(yè)和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為依憑的;同時它又有力地促進了這些地區(qū)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展。元代頻繁的中外交往和發(fā)達的海外貿易,大大加強了中國人民與世界各國人民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來
元朝海上交通和對外貿易較前代都有很大的發(fā)展。元襲南宋舊制,設市舶提舉司管理海外貿易。至元十四年(1277)曾設泉州、慶元、上海、墩浦等口岸,并在這些口岸設立市舶司。此外,元朝還開辟了從長江口到日本、高麗等地的航
元朝的海外貿易與對外交通是怎樣發(fā)展的?
泉州
泉州在宋元時期是東方最大的港口,極其繁榮。元朝時,泉州美國的海外貿易繼續(xù)發(fā)展,成為元朝最大的港口。泉州取代了廣州,成為元代最大的港口,貨物、遠物、奇珍異寶、奇物野味的販賣之地,各地富商巨賈的窯洞更是天下第一。
元朝最大的外貿港口是泉州,因為在宋朝及元朝時泉州極為繁榮,是“東方第一大港”。港口經(jīng)常停泊著數(shù)百艘海船,有著大量的貨物在那里匯集和起運。所以元朝最大的外貿港口是泉州。誅仙手游文曲星答案下列哪個不是歲寒三友 菊
C 試題分析:本題主要考查學生對教材內容的識記能力,難度較低,在元代海外貿易交往中泉州是最大的港口城市被被譽為世界第一大港,而A廣州在清代實行閉關鎖國之后成為清政府唯一的對外開放城市,尤其是在鴉片戰(zhàn)爭之后在對外
元朝最大的對外貿易港口是泉州。
元朝最大的對外貿易港口是
元朝時期,隨著貿易的發(fā)展,商人需要大量貨幣來完成交易,為此元朝建立了一套貨幣制度。元朝發(fā)行了紙幣,并在全國范圍內推廣使用。此外,元朝還鑄造了大量的銅錢,流通于市面上,因此元朝被譽為“錢幣王國”。發(fā)行
【答案】:元朝的海運,一種是沿海之間的運輸貿易,主要是從南方調入糧食;一種是對海外的運輸貿易,廣州是對外貿易最重要的港口,和東南亞、曰本、高麗的商業(yè)交往很密切。漕運主要是大運河促進商貿的發(fā)展。元朝政府開鑿了汶水
首先,主要原因是蒙古帝國分裂后,中亞地區(qū)出現(xiàn)了四大汗國,元代又大力修筑驛站和急遞鋪,為元代的路上貿易和對外聯(lián)系提供了方便.其次,宋朝中后期,航海技術迅速發(fā)展,以及唐朝時已開辟的海上貿易路線,為元代海上貿易提供了方便.
元代海外貿易的興旺,是以東南沿海及長江中下游地區(qū)發(fā)達的手工業(yè)和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為依憑的;同時它又有力地促進了這些地區(qū)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展。元代頻繁的中外交往和發(fā)達的海外貿易,大大加強了中國人民與世界各國人民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來
元朝海上交通和對外貿易較前代都有很大的發(fā)展。元襲南宋舊制,設市舶提舉司管理海外貿易。至元十四年(1277)曾設泉州、慶元、上海、墩浦等口岸,并在這些口岸設立市舶司。此外,元朝還開辟了從長江口到日本、高麗等地的航
元朝的海外貿易與對外交通是怎樣發(fā)展的?
市舶司 市舶司 中國古代官署名。負責對外(海上)貿易之事。唐時對外開放,外商來貨貿易,廣州等城市就成了重要通商口岸,國家在此設市舶司,或特派,或由所在節(jié)度使兼任。其職掌檢查進出船舶蕃貨、征榷、貿易諸事,五代時廢止。宋代重視海外貿易,開寶四年(公元971年)在廣州設市舶使,掌海上貿易?;兆诔鐚幵昶咴掠衷诤贾荨⒚髦荩ń駥幉ǎ?、密州(今山東膠縣)、秀州(今上海淞江縣)等地設市舶司,負責檢查進出船只商貨、收購專賣品、管理外商。建炎(公元1127—1130年)初罷閩、浙市舶司,職歸轉運司。元同宋制,世祖時,于廣東置市舶提舉司,武宗至大時(公元1308—1310年)罷。仁宗弛禁,改立泉州、廣州、慶元三市舶提舉司,掌發(fā)放船舶出海公檢、公憑,檢查出海船舶及管理所轄口岸船只事宜。明代于沿海各處置市舶提舉司,掌海外各國朝貢市易之事。嘉靖后,僅留廣東一處。清初實行關閉政策,對外通商口岸僅限澳門一地??滴醵辏ü?683年)弛禁,開廣州、漳州、寧波、云臺山(今連云港)四口貿易。乾隆時僅留廣州一口通商。鴉片戰(zhàn)爭后,設稅務司、總稅務司管理海關諸事,大權落入洋人之手。 元代是中國歷史上通過海路對外貿易最繁榮的朝代之一,它上承唐、宋,下接明、清。在我國古代海外貿易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元代社會經(jīng)濟的恢復和發(fā)展,以及海外交通的發(fā)達。為海外貿易的擴大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元初,統(tǒng)治者采取了某些鼓勵農(nóng)業(yè),手工業(yè)和商業(yè)發(fā)展的積極措施,帶動了社會經(jīng)濟的恢復和發(fā)展。由于元朝疆域跨歐、亞二洲,對外交通空前發(fā)達。海外交通也發(fā)展到了一個更新的階段。無論是航海技術、航行規(guī)模、所到達的地域范圍等各個方面,都大大地超過了唐,宋時期。元代,東南沿海的對外交通貿易港口比前代更加繁忙,地點也有所增加。 元政府對海外貿易是非常重視的。為了有效地控制海外貿易。增加財政收人,官方制訂和頒布了一系列有關管理制度,主要有市舶制度,朝貢制度以及官方參與海外貿易的官本船制度。元政府試圖通過這些制度的頒布實施,將海外貿易納入其封建統(tǒng)治軌道。 市舶制度是元代官方管理海外貿易的基本制度。是對店、來以來市舶管理體制的繼承和完善。市舶制度的執(zhí)行機構是市舶司。市的司設在東南沿海的對外貿易港口.負責組織、管理中外商旅的進出口貿易,兼任某些外事接待任務。市舶制度的核心是“市舶則法”。市舶則法又叫“市舶抽分雜禁”,它包括了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抽分(稅)的規(guī)則;二是經(jīng)營許可證——公驗、公憑的申報,審批及管理手續(xù)章程;三是對違禁出口物品的查堵和獎罰規(guī)定。此外,市舶法則還包括了一些諸如保護中外商人的合法權益;轉運發(fā)賣舶貨;優(yōu)恤舶商等等方面規(guī)定。 朝貢貿易古來有之,是中國古代社會特有的官方對外經(jīng)濟聯(lián)系形式,它肩負政治外交和商品交換的雙重職能。元代由于國力強盛.所以朝資貿易也一度非常興盛。為了加強管理,元政府陸續(xù)頒行了一些有關接待貢使、轉運貢品、回賜犒賞等各個環(huán)節(jié)相適應的朝貢貿易制度。 官本船貿易制度是元代官方控制和壟斷海外貿易的手段 也是元代海外貿易制度的最大特色。為了使官方攫取更大的海外貿易利益,統(tǒng)治者并不滿足于僅僅靠市舶抽分(稅)和坐收海外“貢品”,而是由政府直接插足海外貿易經(jīng)營,官本船之制使應運而生。官本部制度的內核來源于“斡脫”的官本商辦精神。官本船貿易制度規(guī)定,官方預付資金。提供船只,招招商人承包經(jīng)營。其所獲之利潤,按照官七民三的比例分成 在元代前、中期,官本部貿易制度憑借政府雄厚財力,并佐之以行政強迫命令,得以大規(guī)模推行,成為主要海外貿易形式。 受官方政策的影響和制約,元代海外貿易呈現(xiàn)出明顯的階段性。隨著元政府對海外貿易政策的調整,元代海外貿易相應地劃分為三個不同時期。第一個時期.從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 年)到二十一年(1884年)。由于元政府采取了不少鼓勵海外貿易和扶植海商的做法,如開誠布公地招徠外商;用低息貸款資助“海舶市諸番者”。廢除宋末的重稅等等,收到了積極的效果,使元初的海外貿易在經(jīng)歷了宋末的短暫衰退以后,逐漸得到復興。第二個時期,從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到英宗至治二年(1322).元朝 對全國統(tǒng)治的進一步鞏固,統(tǒng)治者急欲海加經(jīng)濟剝削,初期采取的某些溫和,“讓利”政策紛紛收回,代之以嚴厲的官方控制經(jīng)濟的政策。在海外貿易政策上,官本部制度占了主導地位。隨著官本船制度的出現(xiàn),以及“海禁”的施行。海外貿易幾乎被官方控制和壟斷。在這一時期內,私人海外貿易經(jīng)常遭到禁止。以官本船貿易為主要特色的,包括各種形式的官方或半官方的海外貿易非常盛行。同時,由于辦政策的作用,東南沿海形成了以大官僚地主為中心的海商集團。為了加強對海外貿易的控制,元政府在這一時期兩次頒布“市舶則法”。第三個時明,從至治三年(1323年)到順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出于各方面的原因, 如官吏侵漁,民商反抗。以及通貨膨脹等等,元政府被迫停止實行官本船制度,聽任民間海南自主經(jīng)營,于是,這一時期海外貿易的主流是私人經(jīng)營。元代私人海外貿易在經(jīng)歷了中期的壓制、排擠曲折發(fā)展以后,終于沖破政府的樊籬,釋放出巨人的能量。元代后期,私人海外貿易的經(jīng)營形式多種多樣,主要有獨資,合伙和合股三種。海外貿易商的隊伍構成也十分龐雜,上至王侯將相,下至普通商民,旁及三教九流,五湖四海之人,他們按照資本構成和技術分工結成了一定的相互關系。元代海南隊伍的中堅是中、小海商,他們是推動海外貿易發(fā)展的真正動力。 商貿往來,互通有無;舟航所至,天涯咫尺。元代海外貿易為促進經(jīng)濟發(fā)展,增進中外人民的傳統(tǒng)友誼.加強文化交流等方面均產(chǎn)生了有益的作用。但是,由于時代的局限,元代海外貿易沒有、也不可能超越封建商品經(jīng)濟的范圍,帶來社會生產(chǎn)力或生產(chǎn)關系的任何重大變革。貿易,是海外活動最根本而真實的力量。 元代的海外貿易活動,有活躍滋長的力量,也有衰退的跡象。這些現(xiàn)象可見於官方記錄,可見於民間著作,也可見於元代遺留下來的史跡、文物與文獻。而這些海外活動的成果為明初鄭和等海外活動所承繼。 壹.官方資料 元代官方記錄,保存了進出港口的的國際貿易狀況,反映於海上活動的媽祖信仰,以及前所未有的海禁。 1. 港口與貿易 元代的國際貿易的港口共有八處,皆設置於元初世祖至元年間,各處均有專職官員主持,分別為: 泉州,元世祖至元14年(1277)立,特設一人專職主之。 慶元、上海、澉浦,元世祖至元14年立,令福建安撫使督之。 廣東,至元20年(1283)置。 杭州,至元21年(1284)置。 溫州,至元年間置。 雷州,至元30年(1293)置。 其中泉州為元代中國第一大港,也是世界第一大港,船舶眾多,貨物堆積如山。從事海外貿易者甚多,且頗見資本雄厚之巨商大賈,泉州的蒲壽庚家族經(jīng)營海外貿易而致於富貴。蒲壽庚婿佛蓮一家便有海舶八十艘。崇明人朱清、嘉定人張瑄,二人所經(jīng)營海外貿易,「巨艘大舶帆交番夷中」。(《輟耕錄》卷五) 朝廷命官主持海外貿易,「每歲召集舶商,於蕃邦博易珠翠香貨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後聽其貨賣?!埂钙湄浺允秩∫唬终呤宸秩∫?,以市舶官主之。其發(fā)舶回帆,必著其所到之地,驗其所易之物,給以公文,為之期日……」。(《元史?食貨志》) 2. 海神媽祖的崇高地位 媽祖本為五代北宋間福建湄州島林氏女,生而能知人福禍,助人無數(shù),尤多助人於海上,歿而為海神。兩宋間,閩人膜拜,信徒迅速增加,成為官方認同之重要神祗,趙宋朝廷先後制封十四次,地位之崇,絕無僅有。 元代,民間崇拜持續(xù),媽祖信仰向北傳播,新增的媽祖廟,除了福建、浙江、江蘇、廣東,括及山東、河北。元代政府敕封媽祖,前後有七次,神格由宋代所封之「妃」升格為「天妃」。 第一次:至元15年(1278),制封「護國明著靈惠協(xié)正善慶顯濟天妃」。 第二次:至元18年(1281),制封「護國明著天妃」。 第三次:至元25年(1288),詔加封南海明著天妃為「廣佑明著天妃」。 第四次:大德3年(1299),加封泉州海神曰「護國庇民明著天妃」。 第五次:延佑1年(1314),加「廣濟?;菝髦戾?。 第六次:天歷2年(1329),加封為「護國庇民廣濟?;菝髦戾?。 第七次:至正14年(1354),號海神為「輔國護圣庇民廣濟?;菝髦戾?。 元代祭祀天妃,列入國家禮典?!富蕬c(1312-1313)以來,歲遣使齎香遍祭」《元史?祭祀志》每年官方海運之前,需先祀祭天妃。而其他諸神未得重視或認定,「祈風雨不得支破官錢」(《元典章》)。宋代官商膜拜祈風的泉州九日山通遠王,入元而式微消沉。元代媽祖信仰一枝獨秀,神格崇高,乃彼時海外航運活躍的反映。 3.朝廷壟斷貿易與禁止商舶入海之令 朝廷對於巨賈大商,常借故奪其財利。蒲氏婿佛蓮,身歿無後,官府沒其家貲。朱清、張瑄被視為「聚斂之臣」,為官捕殺,封籍家貲,拘收軍器海舶,流放子孫於遠方。規(guī)定「凡權勢之家皆不得用己錢入蕃為賈」,「蒲壽庚請下詔招海外諸蕃,不允」,「唆都請招三佛齊等八國,不從」。 又有「官自發(fā)船貿易」,以及官府提供資本交由商人經(jīng)營的「官本船」貿易。元代官府顯然防禁私人壟斷貿易,與民爭利,趨向中央集權。另一方面,海外貿易衍生許多問題,令官府無法掌控,加上海防的顧慮,因而產(chǎn)生海外政策制度的鉅變,下令禁止海外貿易,先後頒布四次海禁令。 第一次:元世祖至元29年(1292)禁商泛海,至元31年(1294)弛禁,前後實行三年。 第二次:大德7年(1303)禁商下海,至大1年(1308)復立市舶司,前後六年。 第三次:至大4年(1311)罷市舶司,延佑1年(1314)開禁,前後四年。解禁後,「仍禁人下番,官自發(fā)船貿易」。 第四次:延佑7年(1320)罷市舶,至治2年(1322)復置市舶司,前後海禁三年。解禁後,海外貿易有所限制。 元之海禁為前代所未有。出現(xiàn)在元開國後四十馀年,三十年間四禁四開,禁海之期短者三年,長者六年,為時不長;三次海禁間隔,短者三年長者九年,為時也不長。四次都屬暫時性,卻是連續(xù)性,而且一次比一次強烈,解禁之後都有相當限制。這一系列海禁,因為貿易之利與治安之慮而產(chǎn)生,出現(xiàn)於元代中期,乃典型之元代特色,中國的海外政策產(chǎn)生了本質性的改變,對明清時期影響極大。 貳、民間航海人員的著述 元代民間遠航海外,以泉州為最盛,廣州次之。廣州港的航?;顒右婌丁洞蟮履虾V尽?,為元初之作,泉州港的海外活動記錄見於《島夷志略》,為元末之作。 《大德南海志》,陳大震等纂,成書於元大德8年(1304),乃所知最早之廣州方志。是書版本多種,而多闕漏,相互校訂,知原書應有二十卷,其卷七〈船貨〉與其附錄〈諸蕃國附〉,乃元初廣州海外貿易之記錄。所著錄當時廣州貿易海外之國,一百四十二國。分別列各國為東洋、西洋。東西洋之劃分,始見元代,而元初其他著作只見西洋一詞,唯《大德南海志》并述東洋、西洋,并且細分為小東洋、大東洋,小西洋、大西洋。大 抵以巽他海峽為東、西洋之分界;加里曼丹島北部至菲律賓為小東洋,其南諸地為大東洋;馬來半島、蘇門答臘一帶為小西洋;印度洋為大西洋。各版本多述及海外諸國多止於東南亞諸地,唯《永樂大典》所載海外諸國,遠及白達、層拔、弼琶羅、勿斯離、默茄諸國。其地括及阿拉伯半島(白達、默茄),北非(勿斯離),東非(弼琶羅、層拔)。這些國名,可見於唐、宋典籍,有其可信之理,但《大德南海志》僅錄地名,於風 土民情貿易無只字片語記述,則此等地區(qū)是否廣州貿易所及,仍有待於稽考。 《島夷志略》,汪大淵撰,成書於元順帝至正9年(1349),晚於《大德南海志》四十馀年。汪氏兩度航海(1330年,1337年),浮海八年,記述天下第一大港泉州遠航所至各國,以九十九國為條目,逐一介紹游歷所至各國,各條目之中又提到其他若干國家或地區(qū)百馀處,包括小東洋、大東洋、小西洋、大西洋,始自澎湖(彭湖)、臺灣、琉球一帶(琉球),菲律賓(三島、麻逸、蘇祿),以至印度洋之印度(天竺)、錫蘭(僧伽剌)、馬爾他夫(北溜)、阿拉伯半島(天堂),皆親游之地。汪氏具體敘述親身游歷各地位置、風土、民俗、物產(chǎn)、貿易,其所至地域之多,所記內容之豐富、詳細與切實為前代未有,為明代載記所不及,直到清代西洋教士傳入世界新知,始有突破。鄭和下西洋規(guī)模浩大,鄭和隨員三人所著之書,內容卻不及於《島夷志略》。馬歡《瀛涯勝覽》頗受《島夷志略》影響,費信《星槎勝覽》更大量抄襲《島夷志略》。元初《大德南海志》與元末《島夷志略》所載廣州、泉州海外交通盛況,乃鄭和下西洋之基礎。 參、文物、史跡與中外文獻 從元代遺留地下出土文物,各地史跡,以及中外文獻,可以看出元代海外交通的活躍與轉變。茲各舉一例述之。 元代出口商品以陶瓷為主,這項事實從各地港口出土元代陶瓷,可見一斑。元代瓷器大量出土於日本、韓國、東南亞、錫蘭、印度、阿拉伯,乃一般所知。琉球出土大量高品質的元代青花,澎湖出土大量元代陶瓷,印度古里出土元代青花,埃及出土元代青花,肯亞、坦桑尼亞、馬達加西加出土元代瓷器,這些考古發(fā)現(xiàn)之多,與其意義之大,致使元代海外交通史一再修正與補充。這些出土文物是繁榮的元代海外貿易的具體物證。 福建泉州有清凈寺,主要提供阿拉伯人宗教禮拜之需。此寺建於北宋真宗大中祥符2年(1009),在元代有兩次整修,至大3年(1310)與至正10年(1350)。其後在明代中期(十六世紀初)將石砌寺塔改為簡易的木塔,十七世紀初(萬歷37年,1609)增建一間小禮拜堂。在元代,客居泉州穆斯林禮拜的清真寺,四十年間兩次重修,而後未見重大整修,顯示元代中阿海上交通的繁榮,也顯示元末順帝以後海上交通的沒落。 外國旅行家的見聞是旁觀者可供參考的。意大利的馬可勃羅,在中國居住多年之後,自泉州啟航返其祖國,謂泉州為世界最大港口之一,目睹泉州港有海舶甚眾,印度、波斯等國商人運載香料、胡椒來此貿易。北非摩洛哥的伊本巴圖塔從非洲一路航行到中國,看遍非洲、阿拉伯、印度、中國各地重要港口,謂泉州港為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港內有大船百艘,小船無數(shù),城區(qū)甚大,城內織造綢錦、瓷器。謂瓷器產(chǎn)地, 除了泉州,也產(chǎn)於廣州,泉州瓷器街市最大,品質絕佳,銷到印度、也門、摩洛哥等地。伊本巴圖塔在印度古里(Culicut)等候中國船前往中國,謂中國海域只能行駛中國船,古里港內有十三艘中國船,中國船之大者,掛十帆,船內分成許多船艙,能載千人。 福建泉州晉江市陳埭鎮(zhèn)丁氏族譜顯示整個元代海外活動的盛衰。丁氏一世祖是阿拉伯人,大約生活於元初,經(jīng)商於蘇州,卜居於泉州城南文山里,其地為泉州城內商業(yè)活躍的繁榮地段。到了第三代,丁碩德,生於元大德2年(1298),歿於明洪武12年(1379),生活於元末,舉家遷徙至晉江陳埭。丁氏第三代仍然經(jīng)商,但時局動湯,兵亂不斷。泉州十年戰(zhàn)亂,始於順帝至正17年(1357),漫延到至正26年(1366),接著元將討伐叛軍,大舉殺戮西域人,阿拉伯商人紛紛逃亡海外,或避居他鄉(xiāng)。這場動亂,迫使丁家從繁榮的泉州商業(yè)區(qū)遷徙到偏遠的濱海農(nóng)村陳埭,棄商賈而務農(nóng)。陳埭丁氏族譜顯示,元代海外貿易曾經(jīng)十分繁榮,到了元末,一蹶不振。元代承續(xù)宋代,海外貿易繁榮,設置八處對外貿易的港口,有一套合理而有效的海關制度。中國船出入東南亞,并航行到印度,阿拉伯半島,經(jīng)常往來的國家或地區(qū)有百國,所知其他國度也有百國。并細分海外地區(qū)為小東洋、大東洋、小西洋、大西洋。此般活躍與繁榮為前代所未有。在另一方面,政府與民爭利,海上活動問題也漸漸增多,朝廷難以掌控,以致於四次下令海禁。元末泉州長期兵亂,海外活動一蹶不振。明初鄭和下西洋的行為并非突然冒出,鄭和下西洋的能力承繼自元人蓬勃的海外活動,同樣,元代難以掌控的航海問題,也反映在明初的海禁政策。
京杭大運河,是中國古代一項偉大的水利工程,也是世界上開鑿最早,里程最長的大運河。它南起浙江杭州,北至北京通縣北關,全長1794公里,貫通六省市,流經(jīng)錢塘江、長江、淮河、黃河、海河五大水系。其開鑿經(jīng)過了三個歷史階段:公元前486年,吳王夫差首次在揚州開挖邗溝,溝通了長江和淮河。而至7世紀的隋煬帝時期和13世紀的元代,又先后兩次大規(guī)模地開鑿運河,終于建成了這條溝通我國南北漕運的大動 脈。 從天津到通縣北關、張家灣一段,叫北運河,又稱之路河,全長186公里。從通縣至北京城的一段名通惠河,該河是元代初年由偉大的水利專家、天文學家郭守敬設計修建的。因北京地勢比通縣高,在通惠河上修筑了五道閘門,控制水位,使南來的大船才可直達北京城內的積水潭。那時積水潭"舳艫蔽水",成為一個南北漕運的大港口,附近市場繁榮,盛況空前。 京杭大運河暢通了數(shù)百年,這對促進大江南北經(jīng)濟文化的交流,解決南糧北調等問題,均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但自19世紀后,由于南北海運開辟,津浦鐵路通車,加之黃河改道淤塞運河中段,因此部分河段被斷航,只有江浙一線仍暢通無阻,并成為旅游熱線。 為適應我國現(xiàn)代旅游業(yè)迅猛發(fā)展的需求,近年來已在北京通縣北運河、溫榆河等四條河流的交匯處,即通州北關、張家灣的古運河遺址中,興建起大運河旅游區(qū)及紀念館等,廣大中外游人便可到此一覽昔日京杭大運河的迷人風姿
元朝初年,就著力開發(fā)運河,并注重建造船只,充實漕運機構。從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六年滅宋到至元三十一年(1279至1294年)去世的十五年中,在開發(fā)運河方面即有以下幾次工程: 至元十六年(1279年)派了五千名軍人并征調大批民工,開鑿大都至通州的運河。 至元十七年(1280年)調侍衛(wèi)軍三千人,再次開發(fā)通州運糧河。 至元二十年(1283年)開鑿直沽新河。 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疏浚神山河、灤河和揚州的運河。 至元二十六年( 1289年)開會通河,從山東須城(今山東東平縣)安山到臨清,與運河相接。會通河全長二百五十里,建閘三十一處,動用民工三萬人。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開通惠河,自大都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長一百六十里。這條河東連白河(通州至直沽),南接北運河(直沽至臨清段),并接會通河,再南連揚州運河(自三汊河〔今江蘇邳縣南〕連會通河)和江南運河(鎮(zhèn)江至杭州段)。從這時候起,南北大運河從大都到浙江杭州,又恢復全線通航。 在船只制造方面,只就漕運船舶說,也有以下幾次大批建造: 至元十六年(1279年)在隆興(今江西南昌)、泉州等地共造大小船只三千艘,其中有一部分投入漕運。 至元二十年(1283年)在山東等三省共造船兩千艘,投入漕糧運輸。 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又增加濟州(今山東鉅野)漕船三千艘,并增加漕丁、漕夫一萬二千人。 漕運機構方面,至元年間先后設置南北漕運使司、都漕運司等機構;海運則設海運萬戶府、海道運糧鎮(zhèn)撫司、都海運萬戶府等。 運河漕運,常因天旱水淺,河道淤塞不通,致使漕船不能如期到達。為了克服河運的困難和補助河運的不足,元朝統(tǒng)治者便對另一條漕運干線——海道,給予更大的重視。至元十九年(1282年)元朝政府命羅璧、朱清、張瑄〔xuān〕等監(jiān)造海船六十艘,招募漕丁漕夫,開辟海道運輸。朱清、張瑄都是海盜出身,曾替元朝從海道運送過宋朝庫藏的圖書到直沽,對現(xiàn)在上海天津間的海道線路比較熟悉。他們所招募的漕丁漕夫也大都熟悉海運情況。元政府為鼓勵他們的積極性,每人按每戶五口計算,發(fā)給口糧。這樣一來,海道糧運便逐年增加,由至元十九年的四萬六千石上升到二十七年的一百五十九萬石;到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增加為二百四十六萬石;元文宗天歷二年(1329年)更增加到三百五十二萬石。 實行海道運糧后,便利了江南地區(qū)糧食的北運;漕船返回時,又將北方的豆、谷和土特產(chǎn)品(梨、棗等)載運到南方,這對當時南北物資的交流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但是,由于當時對海上氣候的變化還不能有效地掌握,海道線路的情況也不夠熟悉,因此,海道運輸是十分艱險的。在風、霧和海盜的襲擊下,每年都有大量的漕丁漕夫葬身海底,運糧船只大量沉沒;糧食損失,平均每年以十多萬石計。 特別嚴重的是,在當時的漕運制度上,曾有這樣的規(guī)定,就是:在運糧過程中,如果因為船只損壞以致?lián)p耗了漕糧,損耗由押運官員賠償;如果船只漂沉,以致造成船民死亡時,則可免賠。這樣一來,許多押運官員就利用這個規(guī)定,每當發(fā)現(xiàn)糧船漏水損壞時,寧可置之不問,讓它沉沒,以逃避自己的責任。這樣就更造成許多船民的無辜犧牲,并增加了糧船的沉沒數(shù)量。 為了尋找經(jīng)濟、安全的海運線路,從至元十九年至三十年(128—1293年)的十二年內,海道漕運線路一共變更了三次。第三次的線路是:從劉家港(今江蘇太倉縣瀏河)入海至崇明島的三沙進入深海,北去經(jīng)成山角折而西北行,經(jīng)劉家島、沙門島過萊州灣抵達直沽??凇_@一條新線路比較以前的線路短些,快些,順風時十幾天就可以到達。 此外,為了克服海道運輸?shù)睦щy,元朝海運機關曾在至大四年(1311年)接受船民蘇顯的建議,在西暗沙咀設置航標船,豎立標旗,指揮長江入??诘拇贿M出。延祐元年(1314年)又接受船民袁源的建議,在江陰的夏港、需溝等九處,設置標旗指引行船。延祐四年(1317年)十二月,又在龍山廟前高筑土堆,土堆四周用石塊砌壘;土堆上從每年四月十五日開始(春季漕運開始于四月十五日),白天高懸布旛〔fān〕,夜間懸點燈火,以指揮船只行駛。這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元朝政府大規(guī)模的挖河造船,對廣大勞動人民來說,無疑是一個沉重的負擔,各地人民曾多次舉行起義進行反抗。這種反抗,即使在元朝統(tǒng)治力量強大的建國初期也沒有停止過。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年),刑部尚書向忽必烈報告說:“江南盜賊相挺而起,凡二百余所,皆由拘刷水手,興造海船,民不聊生,激而生變?!? 總的講來,元代的漕運是海運、河運并行而以海運為主。 明代實行海禁政策,嚴格限制貿易,旨在將百姓變成植物,恢復原有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自給自足的模式。一個是為了便于統(tǒng)治,另外也是由于朱元璋本身出身農(nóng)民階層的局限。 起初,朱元璋定都南京時,以海運為主。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重開會通河以后,依托京杭大運河將有元一代的海運改為漕運。“自成祖遷燕,道里遼遠,法凡三變。初支運、次兌運、支運相參,至支運悉變?yōu)殚L運而定制。” 明朝永樂十三年(1415年)明朝規(guī)定漕運全部經(jīng)由內河,停止海運,漕運全由運河承擔。清代嘉慶道光年間,黃河占道,運河淤塞,朝廷存在河運海運之爭,但還是河運一派占優(yōu)勢。明清漕運有州縣“收米一石止作七八斗” ,“每辦一漕,額多之州縣官立可富有數(shù)十萬之巨資”, “吞艘行數(shù)千里之運河,過淺過閘有費,督運催攢有費,淮安通壩驗米有費,丁不得不轉索之官,官不得不取贏于民”,“每漕一石抵都,常二三倍于東南之市價”。 同治十年(1871年)江蘇漕運行海道,江南運河仍疏浚維修不斷,黃河以北的運河,借黃水濟運,借黃通漕,容易淤阻。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漕糧改為折色(折現(xiàn)銀),漕運廢止,但至三十年始裁漕督,全廢河運。 晚清時期京杭運河漕運的衰敗 京杭大運河經(jīng)歷了500多年的輝煌之后,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遂令停止漕運,有著千年歷史的漕運終于壽終正寢。隨著漕運的廢除,大運河的輝煌逐漸變成了歷史的記憶,沒有漕運的大運河多處淤塞,許多地段已不能通航,運行了2000多年的漕運也成為歷史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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