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對外交往進入頻繁時期，海外貿易發(fā)達。對外交往東達朝鮮、日本，西至阿拉伯半島和非洲東海岸一些國家，南宋的外貿所得，在財政收入中占重要地位。元朝時大都是聞名世界的商業(yè)大都市。意大利人馬可•波羅來華居住十多

元代海外貿易的興旺，是以東南沿海及長江中下游地區(qū)發(fā)達的手工業(yè)和農業(yè)生產為依憑的；同時它又有力地促進了這些地區(qū)商品經濟的發(fā)展。元代頻繁的中外交往和發(fā)達的海外貿易，大大加強了中國人民與世界各國人民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來

元朝時期，中國的海外貿易和對外交通都得到了很大的發(fā)展。在元代，中國的海上絲綢之路達到了頂峰，從中國到東南亞、南亞、中東和非洲的貿易往來十分頻繁。元代海外貿易繁榮程度已經遠超宋朝，泉州在元時是世界上最大的國際貿易港

元代的海外貿易活動,有活躍滋長的力量,也有衰退的跡象。這些現(xiàn)象可見於官方記錄,可見於民間著作,也可見於元代遺留下來的史跡、文物與文獻。而這些海外活動的成果為明初鄭和等海外活動所承繼。 壹.官方資料 元代官方記錄,保存了進出港口的

元朝海外貿易的基本狀況

2、中國的印刷術、火藥、造紙術、指南針，都是元代傳入歐洲的。 3、元朝時海上絲綢之路空前昌盛，中外貿易往來異常頻繁。東南沿海的昆山、慶元、溫州、福州、泉州、廣州等都是對外貿易的通商口岸，如昆山的劉家港有“萬國碼頭

元朝時中外旅行家對于中外文化交流是功不可沒的，其中最為知名的是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馬可波羅跟隨父親與叔叔來到東方，1275年來到大都后受到了忽必烈的禮遇，其后馬可波羅在中國為官近17年，在此期間足跡遍布中國，到過今天的

3、馬可波羅來華 元朝時，經過兩次西征，疆域遼闊，東西方貿易往來暢通無阻，十分頻繁。許多西方商人往來其間，有的還受到元王朝的禮遇，馬可·波羅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走遍了中國的山山水水，先后到過新疆、甘肅、內蒙古、山西

2.馬可波羅來華！

《馬可·波羅行記》描述了大都、杭州等城市的繁榮，對后來歐洲人了解中國和東方影響很大，激起了歐洲人對東方的向往?！恶R可·波羅行記》曾被譯成多種文字，被稱為世界第一奇書。元朝社會經濟得到發(fā)展，中外交往頻繁。這些成

元朝中外交流頻繁,典型事例是

元代的商業(yè)呈現(xiàn)出繁榮的景象,商人的足跡遍布全國各個地區(qū)商人的足跡遍布全國各個地區(qū),大批的西域商人東來進行貿易大批的西域商人東來進行貿易,海外貿易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海外貿易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從商業(yè)中所得的稅收

4、“海上絲綢之路”興起，對外貿易發(fā)展 元朝在經濟上采用重商主義政策, 鼓勵海外貿易,海上絲綢之路發(fā)展進入鼎盛階段。元朝海船遠至波斯灣和紅海海岸，歐洲和非洲的旅行者也經由海路往返于東西方世界，海外貿易和海上對外交流

原因：①元帝國的統(tǒng)治區(qū)域空前廣大，掃除了諸多割據政權，創(chuàng)立了行省制度，建立了比較完善的驛站系統(tǒng)，交通的發(fā)達和暢通為中外交流提供了保障，創(chuàng)造了便利；②朝廷容許和鼓勵各國商人來華經商；③對各種宗教采取兼容并蓄政策。所有

首先，主要原因是蒙古帝國分裂后，中亞地區(qū)出現(xiàn)了四大汗國，元代又大力修筑驛站和急遞鋪，為元代的路上貿易和對外聯(lián)系提供了方便。其次，宋朝中后期，航海技術迅速發(fā)展，以及唐朝時已開辟的海上貿易路線，為元代海上貿易提供了方便

1.①原因:兩宋時期商業(yè)環(huán)境相對寬松,重農抑商政策相對減弱;元朝交通發(fā)達,國家空前統(tǒng)一。2.②表現(xiàn):兩宋時期商品種類迅速增加,出現(xiàn)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商稅收入成為政府重要財源;元朝商業(yè)繁榮,大都成為國際性商業(yè)大都會。

元代商貿為何空前繁榮

他寫的旅行記中記載了許多親眼所見的中國情況。由于中外交通的頻繁，中國人發(fā)明的羅盤、火藥、印刷術經阿拉伯人傳入西歐，同時阿拉伯人的天文學、醫(yī)學、算學知識陸續(xù)傳到中國，基督教也開始傳入中國內地。元朝的海外貿易也很發(fā)達

宋元：對外交往進入頻繁時期，海外貿易發(fā)達。對外交往東達朝鮮、日本，西至阿拉伯半島和非洲東海岸一些國家，南宋的外貿所得，在財政收入中占重要地位。元朝時大都是聞名世界的商業(yè)大都市。意大利人馬可•波羅來華居住十多

元朝海上交通和對外貿易較前代都有很大的發(fā)展。元襲南宋舊制，設市舶提舉司管理海外貿易。至元十四年（1277）曾設泉州、慶元、上海、墩浦等口岸，并在這些口岸設立市舶司。此外，元朝還開辟了從長江口到日本、高麗等地的

為了維護帝國的封建統(tǒng)治，恢復和發(fā)展經濟，元朝統(tǒng)治者對海外貿易非常重視，恢復了南宋時期被遼、金、西夏等國堵塞多年的中西通道，使得元與南海、西域等國的貿易十分繁榮。

陳埭丁氏族譜顯示,元代海外貿易曾經十分繁榮,到了元末,一蹶不振。元代承續(xù)宋代,海外貿易繁榮,設置八處對外貿易的港口,有一套合理而有效的海關制度。中國船出入東南亞,并航行到印度,阿拉伯半島,經常往來的國家或地區(qū)有百國,所知其他國度

在元代，中國的海上絲綢之路達到了頂峰，從中國到東南亞、南亞、中東和非洲的貿易往來十分頻繁。元代海外貿易繁榮程度已經遠超宋朝，泉州在元時是世界上最大的國際貿易港，憑借交通優(yōu)勢使得海外國家在與宋朝進行交往時必須經過此地

元朝的海外貿易情況如何?

黃河流域的農業(yè)生產在蒙金戰(zhàn)爭中遭到了極大的破壞，戰(zhàn)爭造成了人口的銳減和大片土地的荒蕪，加之蒙古貴族又把大片的良田放荒將之變成牧場，黃河流域的農業(yè)生產幾乎陷入停頓。這種局面到了忽必烈即位后方才得到改變。忽必烈出于鞏固自己統(tǒng)治的需要，頒行了一系列促進農業(yè)生產的措施，這些措施包括：一、設立勸農司，管理、推動各地的農業(yè)生產。二、禁止強占民田、逼農為奴。三、招集流民，鼓勵開荒。四、興修水利，灌溉農田等。 經過忽必烈的一番努力，元朝的農業(yè)生產得到了恢復和發(fā)展。這表現(xiàn)在： 一、農業(yè)人口的大量增加。至元三十年，元代的戶數達到了最高峰，有一千四百萬兩千七百六十戶，如果按每戶五口人計，人口數達到了七千多萬。 二、各地區(qū)農業(yè)生產的恢復和發(fā)展。首先是破壞嚴重的黃河流域，農業(yè)連年增產，王磐在《農桑輯要·序》中談到黃河流域農業(yè)的發(fā)展時說：“民間墾辟種藝之業(yè)，增前數倍?！鄙轿?、陜西、河南、河北、山東等地大片荒地被開墾，多處水利設施被修建，農業(yè)生產呈現(xiàn)出一片繁榮景象。江南地區(qū)的農業(yè)也保持了上升的勢頭，在連年豐收的基礎上又開辟了大面積的荒地，成為向北方供糧的最主要地區(qū)。另外，湖廣、江西、四川等地區(qū)的農業(yè)也得到了很大的發(fā)展。 三、新作物的傳入和推廣。棉花是宋代開始種植的，但其推廣卻是在元代。世祖忽必烈設木棉提舉司在全國范圍內推廣棉花的種植，結果到了元代的中后期，棉花已在全國范圍內得到了廣泛的種植。另外，西瓜、紅花等外來新作物在全國也得到了廣泛的種植。 元代農業(yè)的衰退始于元朝中后期，主要原因是土地的高度集中和政府對農民的殘酷剝削，據記載，崇安縣六分之五的土地掌握在當地五十余家手中，其他五百余戶人家只占有六分之一的土地，而元政府日益繁重的賦稅徭役卻壓在這些正在失去土地的農民身上，在這樣一種狀況之下，農業(yè)生產怎能不衰退呢？
元代的商業(yè)十分發(fā)達，這主要得益于農業(yè)、手工業(yè)的巨大發(fā)展，四通八達的水、陸交通和在全國范圍內流通的紙幣。 古代瓷器以從商的主體看，元代的商業(yè)大體有三種類型： 一、官辦商業(yè)。元朝政府對多種商品進行壟斷，如礦產品和生活必需的鹽、茶、酒、醋等產品。官辦商業(yè)有幾種不同的形式：政府直接經營、政府賣給商人后由商人銷售、由商人經營而政府抽取利潤。有時，對于同一種商品，幾種形式可以同時進行。 二、私人大商業(yè)。除了政府以外，一些官僚、貴族也利用手中的特權進行商業(yè)活動，獲取巨額利潤。寺院僧人經商是元代商業(yè)的一個特色，由于統(tǒng)治者推崇佛教，對寺院的財產采取保護的態(tài)度，又頻頻向它們頒賜大量財物和土地，一些寺院積聚了大量的財富，高層僧侶以此為資本從事商業(yè)活動，獲得了巨大的利潤。色目商人的發(fā)跡也是元代商業(yè)的一個特色，色目人本身極善于經商，又有民族上的優(yōu)越地位，他們遍布全國各地，巧取豪奪，富甲一方者比比皆是。另外，元代還有少數漢族民間大商人，他們行業(yè)不同，但都通過經商而獲巨萬家資。 三、民間小販。這些小販資本單薄，又受到官府和大商人的欺壓和盤剝，處境十分艱難。
因為元朝是國土面積比較大，蒙古已經打到歐洲了
1、 元朝時，馬可波羅在中國生活達20年，回國后寫出了著名的《馬可．波羅游記》，成為有史以來西方人撰寫的詳細介紹中國的第一部著作。 2、中國的印刷術、火藥、造紙術、指南針，都是元代傳入歐洲的。 3、元朝時海上絲綢之路空前昌盛，中外貿易往來異常頻繁。東南沿海的昆山、慶元、溫州、福州、泉州、廣州等都是對外貿易的通商口岸，如昆山的劉家港有“萬國碼頭”之稱。市舶司是主管對外貿易的機構。 4、
貿易，是海外活動最根本而真實的力量。 元代的海外貿易活動，有活躍滋長的力量，也有衰退的跡象。這些現(xiàn)象可見於官方記錄，可見於民間著作，也可見於元代遺留下來的史跡、文物與文獻。而這些海外活動的成果為明初鄭和等海外活動所承繼。 壹.官方資料 元代官方記錄，保存了進出港口的的國際貿易狀況，反映於海上活動的媽祖信仰，以及前所未有的海禁。 1. 港口與貿易 元代的國際貿易的港口共有八處，皆設置於元初世祖至元年間，各處均有專職官員主持，分別為： 泉州，元世祖至元14年(1277)立，特設一人專職主之。 慶元、上海、澉浦，元世祖至元14年立，令福建安撫使督之。 廣東，至元20年(1283)置。 杭州，至元21年(1284)置。 溫州，至元年間置。 雷州，至元30年(1293)置。 其中泉州為元代中國第一大港，也是世界第一大港，船舶眾多，貨物堆積如山。從事海外貿易者甚多，且頗見資本雄厚之巨商大賈，泉州的蒲壽庚家族經營海外貿易而致於富貴。蒲壽庚婿佛蓮一家便有海舶八十艘。崇明人朱清、嘉定人張瑄，二人所經營海外貿易，「巨艘大舶帆交番夷中」。（《輟耕錄》卷五） 朝廷命官主持海外貿易，「每歲召集舶商，於蕃邦博易珠翠香貨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後聽其貨賣?！埂钙湄浺允秩∫?，粗者十五分取一，以市舶官主之。其發(fā)舶回帆，必著其所到之地，驗其所易之物，給以公文，為之期日……」。（《元史?食貨志》） 2. 海神媽祖的崇高地位 媽祖本為五代北宋間福建湄州島林氏女，生而能知人福禍，助人無數，尤多助人於海上，歿而為海神。兩宋間，閩人膜拜，信徒迅速增加，成為官方認同之重要神祗，趙宋朝廷先後制封十四次，地位之崇，絕無僅有。 元代，民間崇拜持續(xù)，媽祖信仰向北傳播，新增的媽祖廟，除了福建、浙江、江蘇、廣東，括及山東、河北。元代政府敕封媽祖，前後有七次，神格由宋代所封之「妃」升格為「天妃」。 第一次：至元15年(1278)，制封「護國明著靈惠協(xié)正善慶顯濟天妃」。 第二次：至元18年(1281)，制封「護國明著天妃」。 第三次：至元25年(1288)，詔加封南海明著天妃為「廣佑明著天妃」。 第四次：大德3年(1299)，加封泉州海神曰「護國庇民明著天妃」。 第五次：延佑1年(1314)，加「廣濟?；菝髦戾?。 第六次：天歷2年(1329)，加封為「護國庇民廣濟?；菝髦戾?。 第七次：至正14年(1354)，號海神為「輔國護圣庇民廣濟?；菝髦戾?。 元代祭祀天妃，列入國家禮典?！富蕬c(1312-1313)以來，歲遣使齎香遍祭」《元史?祭祀志》每年官方海運之前，需先祀祭天妃。而其他諸神未得重視或認定，「祈風雨不得支破官錢」（《元典章》）。宋代官商膜拜祈風的泉州九日山通遠王，入元而式微消沉。元代媽祖信仰一枝獨秀，神格崇高，乃彼時海外航運活躍的反映。 3.朝廷壟斷貿易與禁止商舶入海之令 朝廷對於巨賈大商，常借故奪其財利。蒲氏婿佛蓮，身歿無後，官府沒其家貲。朱清、張瑄被視為「聚斂之臣」，為官捕殺，封籍家貲，拘收軍器海舶，流放子孫於遠方。規(guī)定「凡權勢之家皆不得用己錢入蕃為賈」，「蒲壽庚請下詔招海外諸蕃，不允」，「唆都請招三佛齊等八國，不從」。 又有「官自發(fā)船貿易」，以及官府提供資本交由商人經營的「官本船」貿易。元代官府顯然防禁私人壟斷貿易，與民爭利，趨向中央集權。另一方面，海外貿易衍生許多問題，令官府無法掌控，加上海防的顧慮，因而產生海外政策制度的鉅變，下令禁止海外貿易，先後頒布四次海禁令。 第一次：元世祖至元29年(1292)禁商泛海，至元31年(1294)弛禁，前後實行三年。 第二次：大德7年(1303)禁商下海，至大1年(1308)復立市舶司，前後六年。 第三次：至大4年(1311)罷市舶司，延佑1年(1314)開禁，前後四年。解禁後，「仍禁人下番，官自發(fā)船貿易」。 第四次：延佑7年(1320)罷市舶，至治2年(1322)復置市舶司，前後海禁三年。解禁後，海外貿易有所限制。 元之海禁為前代所未有。出現(xiàn)在元開國後四十馀年，三十年間四禁四開，禁海之期短者三年，長者六年，為時不長；三次海禁間隔，短者三年長者九年，為時也不長。四次都屬暫時性，卻是連續(xù)性，而且一次比一次強烈，解禁之後都有相當限制。這一系列海禁，因為貿易之利與治安之慮而產生，出現(xiàn)於元代中期，乃典型之元代特色，中國的海外政策產生了本質性的改變，對明清時期影響極大。 貳、民間航海人員的著述 元代民間遠航海外，以泉州為最盛，廣州次之。廣州港的航海活動見於《大德南海志》，為元初之作，泉州港的海外活動記錄見於《島夷志略》，為元末之作。 《大德南海志》，陳大震等纂，成書於元大德8年(1304)，乃所知最早之廣州方志。是書版本多種，而多闕漏，相互校訂，知原書應有二十卷，其卷七〈船貨〉與其附錄〈諸蕃國附〉，乃元初廣州海外貿易之記錄。所著錄當時廣州貿易海外之國，一百四十二國。分別列各國為東洋、西洋。東西洋之劃分，始見元代，而元初其他著作只見西洋一詞，唯《大德南海志》并述東洋、西洋，并且細分為小東洋、大東洋，小西洋、大西洋。大 抵以巽他海峽為東、西洋之分界；加里曼丹島北部至菲律賓為小東洋，其南諸地為大東洋；馬來半島、蘇門答臘一帶為小西洋；印度洋為大西洋。各版本多述及海外諸國多止於東南亞諸地，唯《永樂大典》所載海外諸國，遠及白達、層拔、弼琶羅、勿斯離、默茄諸國。其地括及阿拉伯半島（白達、默茄），北非（勿斯離），東非（弼琶羅、層拔）。這些國名，可見於唐、宋典籍，有其可信之理，但《大德南海志》僅錄地名，於風 土民情貿易無只字片語記述，則此等地區(qū)是否廣州貿易所及，仍有待於稽考。 《島夷志略》，汪大淵撰，成書於元順帝至正9年(1349)，晚於《大德南海志》四十馀年。汪氏兩度航海(1330年，1337年)，浮海八年，記述天下第一大港泉州遠航所至各國，以九十九國為條目，逐一介紹游歷所至各國，各條目之中又提到其他若干國家或地區(qū)百馀處，包括小東洋、大東洋、小西洋、大西洋，始自澎湖（彭湖）、臺灣、琉球一帶（琉球），菲律賓（三島、麻逸、蘇祿），以至印度洋之印度（天竺）、錫蘭（僧伽剌）、馬爾他夫（北溜）、阿拉伯半島（天堂），皆親游之地。汪氏具體敘述親身游歷各地位置、風土、民俗、物產、貿易，其所至地域之多，所記內容之豐富、詳細與切實為前代未有，為明代載記所不及，直到清代西洋教士傳入世界新知，始有突破。鄭和下西洋規(guī)模浩大，鄭和隨員三人所著之書，內容卻不及於《島夷志略》。馬歡《瀛涯勝覽》頗受《島夷志略》影響，費信《星槎勝覽》更大量抄襲《島夷志略》。元初《大德南海志》與元末《島夷志略》所載廣州、泉州海外交通盛況，乃鄭和下西洋之基礎。 參、文物、史跡與中外文獻 從元代遺留地下出土文物，各地史跡，以及中外文獻，可以看出元代海外交通的活躍與轉變。茲各舉一例述之。 元代出口商品以陶瓷為主，這項事實從各地港口出土元代陶瓷，可見一斑。元代瓷器大量出土於日本、韓國、東南亞、錫蘭、印度、阿拉伯，乃一般所知。琉球出土大量高品質的元代青花，澎湖出土大量元代陶瓷，印度古里出土元代青花，埃及出土元代青花，肯亞、坦桑尼亞、馬達加西加出土元代瓷器，這些考古發(fā)現(xiàn)之多，與其意義之大，致使元代海外交通史一再修正與補充。這些出土文物是繁榮的元代海外貿易的具體物證。 福建泉州有清凈寺，主要提供阿拉伯人宗教禮拜之需。此寺建於北宋真宗大中祥符2年(1009)，在元代有兩次整修，至大3年(1310)與至正10年(1350)。其後在明代中期（十六世紀初）將石砌寺塔改為簡易的木塔，十七世紀初（萬歷37年，1609）增建一間小禮拜堂。在元代，客居泉州穆斯林禮拜的清真寺，四十年間兩次重修，而後未見重大整修，顯示元代中阿海上交通的繁榮，也顯示元末順帝以後海上交通的沒落。 外國旅行家的見聞是旁觀者可供參考的。意大利的馬可勃羅，在中國居住多年之後，自泉州啟航返其祖國，謂泉州為世界最大港口之一，目睹泉州港有海舶甚眾，印度、波斯等國商人運載香料、胡椒來此貿易。北非摩洛哥的伊本巴圖塔從非洲一路航行到中國，看遍非洲、阿拉伯、印度、中國各地重要港口，謂泉州港為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港內有大船百艘，小船無數，城區(qū)甚大，城內織造綢錦、瓷器。謂瓷器產地， 除了泉州，也產於廣州，泉州瓷器街市最大，品質絕佳，銷到印度、也門、摩洛哥等地。伊本巴圖塔在印度古里(Culicut)等候中國船前往中國，謂中國海域只能行駛中國船，古里港內有十三艘中國船，中國船之大者，掛十帆，船內分成許多船艙，能載千人。 福建泉州晉江市陳埭鎮(zhèn)丁氏族譜顯示整個元代海外活動的盛衰。丁氏一世祖是阿拉伯人，大約生活於元初，經商於蘇州，卜居於泉州城南文山里，其地為泉州城內商業(yè)活躍的繁榮地段。到了第三代，丁碩德，生於元大德2年(1298)，歿於明洪武12年(1379)，生活於元末，舉家遷徙至晉江陳埭。丁氏第三代仍然經商，但時局動湯，兵亂不斷。泉州十年戰(zhàn)亂，始於順帝至正17年(1357)，漫延到至正26年(1366)，接著元將討伐叛軍，大舉殺戮西域人，阿拉伯商人紛紛逃亡海外，或避居他鄉(xiāng)。這場動亂，迫使丁家從繁榮的泉州商業(yè)區(qū)遷徙到偏遠的濱海農村陳埭，棄商賈而務農。陳埭丁氏族譜顯示，元代海外貿易曾經十分繁榮，到了元末，一蹶不振。元代承續(xù)宋代，海外貿易繁榮，設置八處對外貿易的港口，有一套合理而有效的海關制度。中國船出入東南亞，并航行到印度，阿拉伯半島，經常往來的國家或地區(qū)有百國，所知其他國度也有百國。并細分海外地區(qū)為小東洋、大東洋、小西洋、大西洋。此般活躍與繁榮為前代所未有。在另一方面，政府與民爭利，海上活動問題也漸漸增多，朝廷難以掌控，以致於四次下令海禁。元末泉州長期兵亂，海外活動一蹶不振。明初鄭和下西洋的行為并非突然冒出，鄭和下西洋的能力承繼自元人蓬勃的海外活動，同樣，元代難以掌控的航海問題，也反映在明初的海禁政策。
蒙古建立連通歐亞兩大陸、銜接三大洋（太平洋、印度洋和北冰洋）的超級帝國，使東方與西方的交通，出現(xiàn)了前所未有的發(fā)達景象。元朝建立后，金帳汗國與伊利汗國雖然逐漸獨立，但仍然與元朝保持著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聯(lián)系。商人、教士與使節(jié)的往來更為頻繁。元朝與亞、非、歐三大洲的各國建立了多種聯(lián)系。文化交流的范圍空前擴大。 　　一、高麗和日本 　　高麗王族和元朝皇室結為甥舅之好，建立了友好關系。元朝曾在高麗王京派駐達魯花赤，但不直接干預政務，只負監(jiān)視之責。至元中還在高麗設置東行省，但不派行省官，就以高麗王為行省丞相，原有機構不變。因此，在元代高麗基本上保持了獨立地位。 　　元代，中國和高麗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有了進一步發(fā)展。元初，高麗博士柳衍從江南購得經籍一萬零八百卷回國。兩國商人、僧侶將本國的大批書籍運入對方境內。元仁宗贈給高麗宋秘閣舊藏善本四千三百多冊。 　　元朝初年，程朱理學傳入高麗。高麗人在大都獲得《朱子全書》新版，帶回國去，在太學講授。后來，白頤正又從大都帶回許多程朱理學著作，在太學宣講。接著，朱熹《四書集注》由秘書省書籍所刊行，這是權溥建議的結果。理學在高麗廣泛傳播，使得李谷、李齊賢、李先穡等理學大師脫穎而出。 　　高麗語言傳入中國，元朝宮廷中許多人都會講高麗語，連守衛(wèi)宮門的衛(wèi)士也學得高麗語，連臂低歌井即梨（張昱《可閑老人集》卷2）。 　　元代，很多高麗人來到中國，他們中有不少人就僑居在各地。其中做官的也不在少數。許多學者和僧人，由于他們精通漢文，有些是奉命出使而來，有些是私人前來游學。在中國，他們廣交文人，彼此相互切磋，唱和酬答，建立了十分密切的關系。中統(tǒng)二年(1261年)，高麗王來上都，隨同前往的有國相李藏用。此人對漢文學有很深的造詣，曾出席中國詩人的文會，被譽為鴨綠江頭老謫仙（王惲《贈高麗樂軒李參政甥樸學士》，《秋澗文集》卷22）。高麗著名詩人李齊賢，其詩集《益齋亂稿》，被認為是朝鮮文學史上的優(yōu)秀古典作品（《高麗史》卷110《李齊賢傳》）。 　　元代，日本商船來中國的很多。自大德九年到至正十年的四十五年中，就有三十三年都有日本商船來元朝（木官泰彥《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錫年譯本）。元朝和日本兩國僧人互相訪問極為頻繁，據日本史學家木宮泰彥統(tǒng)計，來華日僧僅知名者即達220余人。泰定三年(1326年)，元朝一次就遣日本僧瑞興等四十人還國（《元史》卷30《泰定帝紀》二）。元朝許多高僧的墨跡傳到日本，對日本的書法影響不小。日本的一些書法家的作品，也深受元代文人的重視。元代文人的詩畫得到當時日本文人的贊賞（歐陽玄《趙文敏公神道碑》，《圭齋集》卷9）。僧人，如清拙正澄、明極楚俊、竺仙梵仙等被邀請到日本傳授禪宗學說。僧人妙慈弘濟大師(1247-1317年)，浙江臺州(今浙江臨海)人，俗姓胡，號一山，法名一寧，幼年出家，學于天臺山，修學禪宗臨濟宗，后住補陀山(今浙江普陀山)，學識淵博，精研佛典，兼通儒、道、百家，尤擅書法。大德三年(1299年)，成宗特授其為江浙釋教總統(tǒng)，奉命出使日本。由慶元(今浙江寧波)乘日本商船抵達博多，前往鐮倉，先后住持建長、圓覺等寺?？∮疃嗵旎收僮【┒寄隙U寺。居日本19年，傳授禪宗學說，日本稱為一山派。圓寂后，日本天皇特贈國師封號。一生中著有《語錄》。妙慈弘濟大師把程朱理學傳到日本，他培養(yǎng)的弟子虎關師煉是日本理學先驅。程朱理學和禪宗學說融為一體，長期成為日本統(tǒng)治階層的思想武器。 　　二、東南亞和南亞諸國 　?。ㄒ唬┲心习雿u諸國：交趾(安南)、占城、真臘、緬國，與元朝一直保持著密切的聯(lián)系。雖然元朝曾向這些地區(qū)進兵侵掠，但彼此之間的移民與商販仍往來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