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宋朝，全國政治、經濟中心南移。（1分）②泉州社會經濟快速發(fā)展，商業(yè)繁榮。（1分）③實行對外開放政策。（1分）④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1分）⑤先進的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1分）⑥設市舶司管理海外貿易。（1分）

再說元朝.元朝在經濟上采用重商主義政策，鼓勵海外貿易，同中國貿易的國家和地區(qū)已擴大到亞、非、歐、美各大洲，并制定了堪稱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性較強的外貿管理法則。海上絲綢之路發(fā)展進入鼎盛階段。

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靠近海岸線。

從海外引進了旱稻、棉花，運進來香料藥物，輸出瓷器、絲綢和銅鐵器等；通往各國的條條航路被譽為“海上絲綢之路”，泉州港則為絲路的重要起點。歷史機遇：唐朝，泉州與廣州和揚州等，并稱為中國對外貿易的大港口。唐朝特在

宋元時期泉州海外貿易的高度發(fā)展,與泉州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遷有著密切的關系.這一時期,無論是農業(yè)經濟、工商經濟,還是民眾的觀念習俗,都發(fā)生明顯的轉變.也正是這些因素相互作用,最終促使泉州海外貿易的繁榮發(fā)展.

（一）泉州內部其特殊的地理環(huán)境，為其對外貿易的興盛提供了得天獨厚的優(yōu)勢 （二）泉州相對穩(wěn)定的社會環(huán)境以及宋廷南遷，加速了泉州港對外貿易的崛起 （三）宋元政府實行對外開放政 策，鼓勵海外貿易，使泉州海外交通臻于鼎盛

條件是得天獨厚的地理環(huán)境，特點是海外貿易特別繁榮。獨特的地理環(huán)境讓泉州灣的周圍擁有很多深水良灣，也就可以?？看笮偷拇?，泉州又離當時的海上主航道很近，所以來往的船只都選擇來這里進行休整，海上如遇大風便可以選擇急

泉州海外貿易獨特發(fā)展的歷史條件是什么

宋朝時期，泉州海外貿易繁榮，帶來的影響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1. 經濟繁榮：泉州港口是當時中國最繁榮的海港之一。海上絲綢之路的貿易帶來了大量的財富，促進了泉州市的經濟繁榮，也推動了中國的經濟發(fā)展。2. 文化交流：泉州的

宋元時期海上絲綢之路貿易繁盛的原因是宋朝在經濟上采用重商主義政策，鼓勵海外貿易，海上絲綢之路發(fā)展進入鼎盛階段。宋代的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明顯提高，指南針廣泛應用于航海，中國商船的遠航能力大為加強。宋朝與東南沿海國家絕大

1、原因：由于西夏的興起,中原通往西域的中外商路受阻.商業(yè)的繁榮和經濟重心的南移,促使宋朝政府重視并鼓勵海外貿易.2、概況：表現：到南宋時,從海路前來通商的國家有50多個；東南沿海出現了許多貿易港口,其中廣州、泉州、

故答案為：（1）原因：工商業(yè)發(fā)達；（浩大軍費支出）謀求廣開財源；政府注重（鼓勵）發(fā)展海外貿易；（政權并立導致）中西陸路交通幾乎斷絕．（2）閉關鎖國政策．（3）宋元時期注重（或鼓勵）發(fā)展海外貿易，使中國朝海上強國

原因 （一）泉州內部其特殊的地理環(huán)境，為其對外貿易的興盛提供了得天獨厚的優(yōu)勢 （二）泉州相對穩(wěn)定的社會環(huán)境以及宋廷南遷，加速了泉州港對外貿易的崛起 （三）宋元政府實行對外開放政 策，鼓勵海外貿易，使泉州海外交通臻

宋元時期泉州海外貿易的高度發(fā)展,與泉州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遷有著密切的關系.這一時期,無論是農業(yè)經濟、工商經濟,還是民眾的觀念習俗,都發(fā)生明顯的轉變.也正是這些因素相互作用,最終促使泉州海外貿易的繁榮發(fā)展.

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靠近海岸線。

結合所學知識,概括宋元時泉州海外交通貿易繁盛的原因有哪些

而福州繼續(xù)發(fā)展并超過泉州。泉州宋元四百年繁華毀于戰(zhàn)火，并在明清五百多年中長期處于貧窮落后。⑥直到改革開放之后，泉州的晉江、石獅、惠安、南安取得長足發(fā)展，泉州才在2000年的時候GDP恢復福建省第一，并保持至今。

宋元時期泉州的經濟、文化、地區(qū)勢力都比福州突出，比福州更具有區(qū)域的代表性 宋朝泉州的經濟在福建的代表性 泉州港在公元10―14世紀之間是中國最大、最昌盛的通商貿易港口，也是世界最大的貿易港口之一。作為一座繁華的國際大

起點、擁有著名的“泉州十八景”，即：雙塔凌空、崇武聽濤、洛陽潮聲、文廟生輝、牛姆探幽、清水仙景、清源鼎峙、西湖煙霞、深滬海韻、天后流芳、黃金海岸、仙公觀日、岱仙飛瀑、成功豐碑、古厝大觀、安平飛虹、東湖荷香、

古代一個農業(yè)為主的時期，人口是反應一個城市、一個地區(qū)、一個國家繁榮與否的第一指標。淳祐間（1241年~1252年），泉州戶口高達255758戶，有1329940人，是第一個高峰期。整個宋朝人口超過二十萬的有六個城市，十萬戶以上

元代時增加至80多個。眾多不同語言與文化的人在泉州匯聚，他們在這里經商、傳教與游歷，可以說泉州在那時就是一個五方混雜、華夷交融的國際化大都市。

泉州港成為宋元時期東方第一大港的條件 （一）泉州內部其特殊的地理環(huán)境，為其對外貿易的興盛提供了得天獨厚的優(yōu)勢 （二）泉州相對穩(wěn)定的社會環(huán)境以及宋廷南遷，加速了泉州港對外貿易的崛起 （三）宋元政府實行對外開放政 策

宋元時期泉州發(fā)展的條件及城市特點

原因 （一）泉州內部其特殊的地理環(huán)境，為其對外貿易的興盛提供了得天獨厚的優(yōu)勢 （二）泉州相對穩(wěn)定的社會環(huán)境以及宋廷南遷，加速了泉州港對外貿易的崛起 （三）宋元政府實行對外開放政 策，鼓勵海外貿易，使泉州海外交通臻

宋元時期泉州海外貿易的高度發(fā)展,與泉州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遷有著密切的關系.這一時期,無論是農業(yè)經濟、工商經濟,還是民眾的觀念習俗,都發(fā)生明顯的轉變.也正是這些因素相互作用,最終促使泉州海外貿易的繁榮發(fā)展.

(1)①經濟中心的南移，促進南方的經濟發(fā)展 ②商業(yè)的繁榮 ③國家對外政策較開放 ④地理位置較好，處于沿海地區(qū)，容易發(fā)展經濟 ⑤造船業(yè)發(fā)達 （2）①社會政策要開放，不能夜郎自大② 社會要安定 ③世界要和平

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靠近海岸線。

指出宋元時期泉州海外交通貿易繁盛的原因有哪些?

　　泉州港，古代稱為“刺桐港”。泉州港是福建省泉州市東南晉江下游濱海的港灣，北至湄洲灣內澳，南至圍頭灣廈門市同安縣蓮河，海岸線總長421公里。歷史上曾以三灣十二港著名于世。 　　泉州港已有1500多年的歷史，是我國古代著名的海外交通的重要港口之一。 　　早在公元6世紀的南朝，印度僧人拘那羅陀于陳武帝永定二年(558年)和陳文帝天嘉六年(565年)兩次到泉州，在泉州西郊九日山上翻譯《金剛經》，后由泉州乘船到棱加修國(今馬來半島)和優(yōu)禪尼國(今印度)。隨著我國南方社會經濟、文化的發(fā)展，泉州港的海外交通日益繁榮。唐代，泉州、廣州和揚州等，并稱為我國對外貿易的大港口。 　　唐王朝特在泉州設參軍事，管理海外交通貿易事宜。唐代來泉州貿易的外國商人主要是阿拉伯和波斯人，還有東南亞以及印度、埃及、日本、朝鮮等國家和地區(qū)的人。7世紀初，阿拉伯正式派遣使節(jié)來中國，隨后來者日多?！爸廖浜髸r(684～704年)，阿拉伯人經商于廣州、泉州、杭州諸良港恒數萬”。當時泉州港也因“南海蕃舶”常到，而“島夷斯雜”，出現了“市井十州人”的盛況。為了表示對外商的關懷，唐文宗大和八年(834年)，特下令保護廣東、福建的外商，規(guī)定“除舶腳、收市、進奉外，任其來往通流，自為交易，不得重加率稅”。 　　五代時，泉州為閩國轄地，閩王王審知很重視海外貿易，“招來海中蠻夷商賈”，泉州的海外交通得到進一步發(fā)展。五代后期，泉州擴大了城市范圍，并增辟了道路和建置貨棧，以適應海外交通貿易發(fā)展的需要。 　　宋元時期，泉州海外交通、貿易空前繁盛。泉州港（亦稱刺桐港）被譽稱為“世界最大貿易港”之一而馳名中外，與埃及亞歷山大港齊名。 　　宋時泉州與國外往來的有70余個國家和地區(qū)，海外交通暢達東、西二洋，東至日本，南通南海諸國，西達波斯、阿拉伯和東非等地。進口商品主要是香料和藥物，出口商品則以絲綢、瓷器為大宗。 　　宋元佑二年(1087年)，泉州設立市舶司，嗣后又設來遠驛，以接待貢使和外商。為鼓勵海外交通貿易，宋代的泉州市舶司和地方官員，每當海舶入港或出航的季節(jié)，特為中外商人舉行“祈風”或“祭?！被顒?，以祝海舶順風安全行駛。 　　元代，泉州港得到了進一步的發(fā)展，有貿易關系的國家和地區(qū)增至近百個，其貿易范圍仍以通西洋為主，相對穩(wěn)定的航線大抵與宋相仿。當時泉州港是國際重要的貿易港，也是中外各種商品的主要集散地之一。經泉州港進口的香料有58種，寶貨珍玩12種，工業(yè)原料27種，紡織品19種，金屬物9種，器用品6種，副食品7種。經泉州出口的絲綢織品54種，陶瓷器41種，金屬、雜貨和藥物63種，遠銷到64個國家和地區(qū)。 　　進入明代，泉州的社會經濟進一步發(fā)展，但由于明政府施行了嚴厲的“海禁”，限制泉州港只通琉球，使泉州港對外貿易受到極大限制。成化十年(1474年)市舶司移設福州，泉州的來遠驛也隨同市舶司廢置，標志著泉州港外貿地位的下降。清代，在清初戰(zhàn)爭和海禁、遷界的影響下，泉州的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港口的繁華已煙消霧散，城市也凋零殆盡，泉州港的外貿業(yè)務全由廈門港所取代，從此以后，泉州港便走向衰落，變成地方性的小港。
宋元時期泉州海外貿易的高度發(fā)展,與泉州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遷有著密切的關系.這一時期,無論是農業(yè)經濟、工商經濟,還是民眾的觀念習俗,都發(fā)生明顯的轉變.也正是這些因素相互作用,最終促使泉州海外貿易的繁榮發(fā)展.
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靠近海岸線。
　　泉州港，古代稱為“刺桐港”。泉州港是福建省泉州市東南晉江下游濱海的港灣，北至湄洲灣內澳，南至圍頭灣廈門市同安縣蓮河，海岸線總長421公里。歷史上曾以三灣十二港著名于世。 　　泉州港已有1500多年的歷史，是我國古代著名的海外交通的重要港口之一。 　　早在公元6世紀的南朝，印度僧人拘那羅陀于陳武帝永定二年(558年)和陳文帝天嘉六年(565年)兩次到泉州，在泉州西郊九日山上翻譯《金剛經》，后由泉州乘船到棱加修國(今馬來半島)和優(yōu)禪尼國(今印度)。隨著我國南方社會經濟、文化的發(fā)展，泉州港的海外交通日益繁榮。唐代，泉州、廣州和揚州等，并稱為我國對外貿易的大港口。 　　唐王朝特在泉州設參軍事，管理海外交通貿易事宜。唐代來泉州貿易的外國商人主要是阿拉伯和波斯人，還有東南亞以及印度、埃及、日本、朝鮮等國家和地區(qū)的人。7世紀初，阿拉伯正式派遣使節(jié)來中國，隨后來者日多?！爸廖浜髸r(684～704年)，阿拉伯人經商于廣州、泉州、杭州諸良港恒數萬”。當時泉州港也因“南海蕃舶”常到，而“島夷斯雜”，出現了“市井十州人”的盛況。為了表示對外商的關懷，唐文宗大和八年(834年)，特下令保護廣東、福建的外商，規(guī)定“除舶腳、收市、進奉外，任其來往通流，自為交易，不得重加率稅”。 　　五代時，泉州為閩國轄地，閩王王審知很重視海外貿易，“招來海中蠻夷商賈”，泉州的海外交通得到進一步發(fā)展。五代后期，泉州擴大了城市范圍，并增辟了道路和建置貨棧，以適應海外交通貿易發(fā)展的需要。 　　宋元時期，泉州海外交通、貿易空前繁盛。泉州港（亦稱刺桐港）被譽稱為“世界最大貿易港”之一而馳名中外，與埃及亞歷山大港齊名。 　　宋時泉州與國外往來的有70余個國家和地區(qū)，海外交通暢達東、西二洋，東至日本，南通南海諸國，西達波斯、阿拉伯和東非等地。進口商品主要是香料和藥物，出口商品則以絲綢、瓷器為大宗。 　　宋元佑二年(1087年)，泉州設立市舶司，嗣后又設來遠驛，以接待貢使和外商。為鼓勵海外交通貿易，宋代的泉州市舶司和地方官員，每當海舶入港或出航的季節(jié)，特為中外商人舉行“祈風”或“祭?！被顒?，以祝海舶順風安全行駛。 　　元代，泉州港得到了進一步的發(fā)展，有貿易關系的國家和地區(qū)增至近百個，其貿易范圍仍以通西洋為主，相對穩(wěn)定的航線大抵與宋相仿。當時泉州港是國際重要的貿易港，也是中外各種商品的主要集散地之一。經泉州港進口的香料有58種，寶貨珍玩12種，工業(yè)原料27種，紡織品19種，金屬物9種，器用品6種，副食品7種。經泉州出口的絲綢織品54種，陶瓷器41種，金屬、雜貨和藥物63種，遠銷到64個國家和地區(qū)。 　　進入明代，泉州的社會經濟進一步發(fā)展，但由于明政府施行了嚴厲的“海禁”，限制泉州港只通琉球，使泉州港對外貿易受到極大限制。成化十年(1474年)市舶司移設福州，泉州的來遠驛也隨同市舶司廢置，標志著泉州港外貿地位的下降。清代，在清初戰(zhàn)爭和海禁、遷界的影響下，泉州的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港口的繁華已煙消霧散，城市也凋零殆盡，泉州港的外貿業(yè)務全由廈門港所取代，從此以后，泉州港便走向衰落，變成地方性的小港。
有充分證據說明，早在宋代，就已經有泉州人向印度尼西亞、菲律賓、越南等地遷徙。而元代征爪哇時，自泉州出航，作戰(zhàn)失敗，軍中病卒數百人均留在當地，成為華僑。當時，在東南亞從商的泉州人，有的也在“蕃國”成家立業(yè)，開店貿易。 近年，德國漢學家傅吾康（Woifang Franke）利用所搜集的東南亞古代漢文碑刻數據論述泉州海外交流的盛況。據他所述的資料，元時東南亞早有中國人的墓碑、廟碑、亭碑等碑刻，充分證明當時在東南亞留居的泉州人已經不少。［傅吾康（Woifang Franke）：中文碑銘所反映的1254——1800年中國與東南亞的海外交往《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 在明朝以前泉州海外貿易的黃金時期，泉州人僑居海外有其時代的特點： 首先，這個時期僑居海外的泉州人，大多是臨時性的，而且除了特別的原因（如元兵因失敗、重病而無法回來）以外，移民的目的主要是尋求發(fā)展。 其次，當時的朝廷并不禁止海外移民，也允許商人自由活動，所以他們從海外重返故里的可能性較大。 明代中后期，泉州人移居東南亞的人數日益增多。 人口移動特點 從明至清，由于海禁及抑商政策，宋、元時期那種人口海外自由活動的環(huán)境不復存在，泉州民間的第一種反映是成規(guī)模的海上私商與海盜的興起（參見《海絲之路．私商與海盜》），第二種反映就是大量向海外移民，形成泉州地區(qū)人口移動歷程的第二次重大變動。 在中國移民史上，大規(guī)模的向外（一般意義上的居住地之外）移民，大多是因為生存壓力太大引起的。五代之前大量北方人口遷入泉州這個邊陲之地，就是因為當時中原戰(zhàn)爭動亂、自然災害、土地矛盾、人口壓力等頻繁發(fā)生，迫使民眾向未開發(fā)之地尋求更好的生活環(huán)境和發(fā)展機會。明、清時期泉州之所以出現海外移民潮流，也是因為到了這個時期，泉州已經不再是一個能夠提供良好生活環(huán)境和發(fā)展機會的地方了。在這個時期，泉州充滿了各種經濟、政治、社會問題導致的矛盾。因而，向中華帝國的外部遷移，成為許多人尋找生存空間的基本手段。 臺灣的開發(fā)以及海外華僑華人社會的日益增長，是與閩南人勇于冒險進取的海洋文化精神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雖然從整體上說泉州人具有冒險進取的精神，但是由于晉江上游多是比較封閉的山區(qū)，因此在民風習尚方面，山區(qū)與沿海各地還是存在一些差別。 大體言之，比較靠近大海的，冒險進取的性格比較明顯，而交通不便的山區(qū)居民，社會風尚就相對敦樸保守一些。如泉州府沿海的晉江、同安等縣，“濱海為島夷之販，安平鎮(zhèn)其最著矣”，“濱于海，探珠而從海賈游者，經鯨波蜃浪之險，而心無畏懾?！倍鴥鹊厝缬来嚎h的一些鄉(xiāng)村，“民樹藝外百勿能解，商賈百工藝業(yè)咸遠人擅之……條本薄末，有幽鳳焉”。 明．初、中期 泉州人冒險進取的傳統，在明代得到進一步的發(fā)揚。明代私人海上貿易的興起，一開始就帶有違法走私的性質，亦商亦盜的特點十分明顯，再加上當時沿海人多地少，農耕不足以養(yǎng)家糊口的困窘，許多泉州人不得不挈妻攜子移居臺灣以及海外，謀求開拓發(fā)展。 早在明初，泉州人便已較多出國定居。永樂癸巳（1413年）隨鄭和下西洋的馬歡在《瀛涯勝覽》中記載南洋爪哇已有不少“唐人”居住，“皆是廣東、漳、泉人”，舊港國的“國人多是廣東、漳、泉人移居在此”。鄭和下西洋時，閩南人有不少人隨其出國而居留不回。 明．長樂人謝肇制在《五雜俎》中說漳、泉之人，“東則朝鮮，東南則琉球、旅宋，南則安南、占城，西南則滿剌迦、暹羅，彼此互市，若比鄰然。又久之，遂至日本矣。夏去秋來，率以為幸，所得不貲，什九起家。于是射利愚民，輻輳競趨，以為奇貨”。（謝肇制《五雜俎．卷四．地部二》）。 明．初、中期，不僅實行海禁，還禁止海外移民。因此，這個時期的移民與海上私商和海盜勢力的發(fā)展關系最為密切，而且與國內政治壓力下出洋尋求發(fā)展機會的目的息息相關。移民的目的地主要包括菲律賓和日本，與前兩者為主。 在16世紀后期西班牙占領菲律賓群島以前，中國商人早已有僑居菲律賓的。這些商僑主要來自泉州、漳州和江浙一帶，散居菲律賓島嶼之間，主要從事商業(yè)貿易。西班牙占領菲律賓群島后，隨著私人海上貿易的發(fā)展，閩南人移居東南亞特別是菲律賓的人數大增，既有商人，也有工商業(yè)者和漁民。 當時的泉州僑民已經在馬尼拉等地成立了自己的小區(qū)。這一方面是為了在海外貿易中保護僑商的利益，另方面也為了在僑民中維護正統秩序。這是因為泉州人冒險犯禁、勇于進取的作風，不僅要受到官府的壓制，而且在不同地區(qū)、不同鄉(xiāng)族之間，生存發(fā)展的競爭也相當激烈，這樣造成閩南人囂悍多心機的性格，所謂“事雜易淆，物多覬，襄隙構戾，職此之由。以舶主中上之產，轉盼逢辰，容致巨萬，顧微遭傾覆，破產隨之，亦循環(huán)之數也?！薄案倓儆谠A，競利啟棼，鼠輩因憑社作威，虎冠以生翼滋暴，狡者視音劣為奇貨?！砸臑槭?，子母即贏，因而機械百變，此漳與四方之所異也。”沒有一個自治權威，是不利于共同生存發(fā)展的。 到16世紀70年代以后，華僑的勢力在菲律賓已經發(fā)展到如此程度，以致于引起西班牙殖民當局的恐慌。為了控制華僑，他們利用傳教向華僑灌輸殖民主義文化，同時禁止華人經營零售商業(yè)。 當時的菲律賓的西班牙殖民當局，還必須同時面對以閩南人為主體的中國沿海商盜的挑戰(zhàn)。嘉靖（1522—1566年）以后，盡管明政府加強了海防控制，這些商盜集團在勢力上還是得到了很大的擴張，一些集團甚至在東南亞各地拓展自己的勢力范圍。為了壓制中國商盜的海外擴張力，歐洲殖民主義勢力處處設防，勾結明政府對他們加以圍剿。 在同一時期，泉州向日本的移民也很重要。向日本遷移的泉州人，大都是經過南洋諸國周轉而去的，即謝肇制《五雜俎》所謂“又久之，遂至日本矣”。當時，明政府因為倭患問題（參見《泉州典故．倭患》），嚴格禁止商民與日本進行任何形式的交流，因此，泉州人經常以去南洋為借口，獲得官府許可出境，然后輾轉到日本。在日本，許多泉州商民與當地人成婚，也有許多人在當地定居并發(fā)展家業(yè)。他們利用與居住在泉州各地的家屬和家族親緣關系，與內地形成相對穩(wěn)定的貿易關系。 明．晚期 明末，鄭芝龍為首的海商軍事霸權集團逐步形成（參見《泉州人名錄．鄭芝龍》），控制著東方海上貿易的主動權。 鄭氏集團早期已經利用海上勢力促成一些泉州商民外遷。明．天啟年間（1621—1627年），鄭芝龍占據臺灣北港。崇禎元年（1628年），鄭芝龍接受明朝的招撫，正值閩南大旱，饑民甚眾，遂在福建巡撫熊文燦支持下，招納漳、泉災民數萬人，“人給銀三兩，三人給牛一頭”，用海船運到臺灣墾荒定居，使泉州出現第一次移民臺灣的高潮。去臺的泉州移民有的攜帶家眷，有的返回原籍而留家眷于臺，有的單身前往在臺長住。 這一時期，泉州商民移居東南亞的人數也日益增多。史載，明．萬歷間（1573－1620年），漳、泉民販呂宋（今菲律賓），或折閱破產及犯壓冬禁不得歸，流寓土夷，筑廬舍，操擁賈雜為生?！睹魇罚?323》云，在菲律賓，“閩、粵人以其地近，且饒富，商販至者萬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長子孫?！? 僅從西班牙殖民者在呂宋對華僑的幾次大屠殺，可知泉州華僑之眾。明．萬歷三十一年（1603年）八月，西班牙殖民者在呂宋對華僑進行第一次大屠殺，有 2.5萬人被殺害，泉州府籍死者甚眾，致使晉江安海等處“訃至家，哭相聞，婦人女子不知幾人稱寡”。明．崇禎十二年（1639年），西班牙殖民當局對呂宋華僑進行第二次大屠殺，有 1.2萬名華僑被害，死者大多是福建漳、泉人。此后至清朝期間，西班牙殖民者共進行五次大屠殺，數萬名福建華僑被害，其中有不少泉州人。 清代，泉州人移居海外已成為民間謀生的一種習慣。 遷居臺灣 清初，鄭芝龍之子鄭成功（參見《泉州人名錄．鄭成功》）于順治十八年（1661年）04月驅逐荷蘭殖民者，收復臺灣。此時，清政府在北起遼東，南至廣東，對沿海居民實行野蠻的“遷界”政策（參見《海絲之路．遷界》），把各省沿海30里居民一律遷居內地，并禁止船只出海，在沿海地區(qū)發(fā)兵戍守，使泉州沿海居民受到一次空前浩劫，父子兄弟妻女流離失所者眾多。 鄭成功在臺灣一方面實行軍屯，另方面從福建沿海招集“遷界”后流離失所的流民，給予經濟上的鼓勵政策，到臺灣參加開墾，使泉州出現了遷臺的第二次高潮。 在同一時期，向呂宋等東南亞各國的移民，在泉州也得到持續(xù)，數量不在少數，只不過這個時期的移民大多是深受“遷界”之害的民眾，與海上商盜關系不大。 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之亂平定，鄭成功海上政權敗局已定，清廷開始在沿海地區(qū)復界，重新從內地把人民遷到沿海居住?？滴醵哪辏?685年），在江蘇松江、浙江寧波、福建泉州、廣東廣州四口岸開放對外貿易港口，并對海外商船減少關稅。然而，這些政策只維持30多年，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之后，即重新對海上貿易加以嚴厲打擊，也對海外移民實行嚴厲限制。在康熙、雍正年間，三次嚴申禁令，企圖杜絕沿海人民“偷渡”去臺。但是，實際上根本無法阻止泉州的去臺移民運動。清政府不得已開放泉、臺通航對渡（參見《泉州史跡．蚶江海防官署碑記》）。在控制放松的情況下，泉州向臺灣的移民出現了第三次高潮。這次移民高潮的出現，使臺灣得到開發(fā)。（陳孔立：《清代臺灣移民社會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1990年） 如清．嘉慶六年（1801年）安溪新康里（今虎邱鎮(zhèn)）卓源周氏部分精壯族眾移居臺灣淡水大加蚋堡東門外三板橋，開墾原野，從事農耕，逐漸蕃衍，成為臺北望族。 與此同時，隨著漢人移民入臺，清政府把海疆的概念延伸到臺灣，確立“以臺治臺”的政策，把鄭成功遺留勢力遷回大陸，派福建班兵駐臺防守，對臺灣人事制度實行特殊政策，將其列于福建屬下，對人員進行頻繁調動，在民政方面廣泛實行保甲、里社制，海防方面大力建設軍事防線。（駐閩海軍軍事編纂室：《福建海防史》．廈門大學出版社，1990年） 這一時期，移民有的單身前往，有的舉家入臺，而移民社會身份背景也從流民轉變?yōu)榘ㄊ考濍A層。隨著臺灣地方政府的設立和士紳階層的入臺，清代正統制度和文化也逐步移植到臺灣。臺灣科舉制度的實施，吸引了大批城鄉(xiāng)居民追求功名，促使以“四書五經”為象征的國家正統觀念體系成為滲透性極強的文化。 至于現在臺灣的漢民，原籍為福建泉州、漳州二府的，約占臺灣人口的70%以上。 移居海外 在清代，泉州人移居海外已成為民間謀生的一種習慣?！伴}漳、泉人避地往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地者尤多?！鼻澹∥迥辏?740年），荷蘭殖民者在巴達維亞城制造“紅溪慘案”，屠殺華僑萬余人，其中不少是晉江人。 直到光緒年間，在呂宋的華僑人數還很多?！肚迨犯澹?119．職官志》云：“日斯巴尼亞，一名西班牙，即大呂宋也。明．嘉靖初，據南洋之蠻里剌（馬尼拉），是為小呂宋……光緒六年（1880年），小呂宋華民請設領事，不果。光緒十三年（1887年），置小呂宋總領事。” 據本世紀的一些統計數字記載，有些閩南人的族姓，向海外移居的族人已超過了留居在本國的族人人數。如永春東平鄉(xiāng)東山村顏姓在國外人口有八百多戶六千多人，而國內僅有二千多人；城郊鄉(xiāng)桃溪村周姓1950年修譜時登記海外人口四千多人，比國內人口多一倍以上。又如永春東門后村鄭姓在國外人口達三萬余人，而國內人口只有一萬多人；城效鄉(xiāng)張埔村李姓1937年調查國內人口不足三百人，而國外人口則達六百多人。
泉州是我國東南沿海的一座古老城市，與臺灣一水之隔，人杰地靈，歷史悠久，傳統文化積淀深厚，是我國首批的歷 史文化名城。 　　泉州古港實是泉州人民的生命線?！案劭谂d，泉州興”，在大自然的精心雕琢下，形成了由泉州灣、深滬灣、圍頭灣構成的古刺桐港(亦稱泉州港)。東面沿海的刺桐港是宋元時期我 國和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為我國古代中外友好往來和經濟、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貢獻。 　　憑借大自然的恩賜，泉州的先民打開了城門，積極開展對外經濟文化的交流和合作，南朝(520至527年)間，天竺(今印度)高僧拘那羅陀，到南安九日山延福寺翻譯梵文佛經，是迄今已知泉州最早的海外交通、文化交流之例證。八世紀后期，阿拉伯的阿拔斯王朝興起，注重從海上經蘭竺和我國進行貿易。唐代，泉州海外貿易進一步發(fā)展，出現"市井十洲人"的繁榮景象。五代時，閩王王審知為“資公用”，和泉州統治者重視"招徠海中蠻夷商賈"，用鋼鐵、陶瓷交換蕃商66金貝、珠寶、香料，因而泉娼，梅交外貿繼續(xù)發(fā)展，為宋元時期泉州的繁盛奠定了基礎。 　　宋代泉州有三條海外航線：東北線為泉州——明州(寧波)——高麗(今朝鮮)——日本；東南線為泉州——澎湖——麻逸(今菲律賓民多洛島)——渤泥(今印尼加里曼丹)；西南線為泉州——西沙——占城(今越南中部)，其中一路至渤泥，另一路自占城抵三佛齊(今蘇門答臘)，越過馬六甲海峽,經細蘭(今斯里蘭卡)--印度故臨——波斯灣沿阿拉伯海西行至亞丁灣和東非的弼琶羅(今索馬里)——層拔(今桑給巴爾)。當時泉州與日本、高麗、古城、渤泥、 真臘(今柬埔寨)、暹羅(今泰國)、馬六甲(馬來西亞)、蒲甘(今緬甸)、天竺、細蘭、波斯、大食、弼琶羅、層拔等57國家和地區(qū)有海交貿易關系，泉州港呈現“漲海聲中萬國商”的繁榮景象。蕃商都居住在泉州東南隅的“蕃人巷”。他們運來犀象、珠璣、玻璃、瑪瑙、香料、胡椒,運去絲綢，瓷器、茶葉。1974年泉州灣后渚港出土的南宋古船，反映了宋代泉州灣對外貿易的繁榮。這艘南宋末年的帆船，載重量約200噸，船上遺物很多。除有香料木、胡椒及其他貴重藥物外，還有木牌、木簽、貝殼、桃、李、橄欖、荔枝等果核，以及唐宋鋼鐵錢、宋代陶瓷器等。這對我國與世界的海上考古，具有重大價值，引起國內外專家學者的關注和研究。 泉州海外貿易的發(fā)展是艱難曲折的。南宋嘉定年間，真德秀知泉州時，正是泉州海外貿易衰退的時期。他針對時弊，重振泉州經濟和海外貿易。三年間，來泉蕃舶大增，再現泉州海外貿易之雄風。 元初，世祖忽必烈委任棄宋投元的阿拉伯人后裔蒲壽庚招徠蕃商互市，“各從所欲”。蒲氏后裔任福建行省左丞，受命招諭南海諸國蕃商。此后，元朝政府幾次重大的招諭活動，都從泉州港啟航，且主要由泉州當局負責，并有蒲氏親信參加。元朝年間，泉州多次設行省，恢復市舶司，與98個國家、地區(qū)有政治、經濟、文化聯系，海外貿易處于鼎盛時期，成為當時世界最大的海港之一，與埃及的亞歷山大港并駕齊驅。1292年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來泉，說泉州港比埃及亞歷山大港還要繁榮，港灣中有許多印度的大船，是世界最大的貿易港口之一。1347年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圖泰來泉；也說泉州“為世界最大港口，港中有大船百余，小船不可勝數”。宋元時期泉州港的繁盛，為泉州、福建的經濟發(fā)展和中外文化交流、友好往來作出了重大貢獻。 元末，泉州陷入10年戰(zhàn)亂。明清兩代實行閉關俄國政策。明中晚期，倭寇嚴重擾亂和殖民者東來，清初禁海遷界，晉江日漸淤塞，加上官吏貪贓舞弊，使泉州海外貿易逐漸衰弱。晉江安平(安海)港距府城較遠，有較好的通商基礎，在鄭芝龍家族的努力下，發(fā)展成為私商海港，為中國采用資本主義經營方式較早的地區(qū)之一。